傻子老年 转自“思维的乐趣” 作者 吴晓波

<![CDATA[傻子老年
By [ 吴晓波 ] &nbsp2006-7-2 13:51:06为经济观察报写《时代背影》，已经发表的分别是：老板袁庚、川人春先、郑氏之死、难忘任项和傻子老年。我想用2500字左右的篇幅把一些已经或即将被淡忘的企业史人物定格和记录下来。他们大多有悲剧的气息，不算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但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看他们的历史资料总让我陷入难以自拔的思考。这个经验是之前没有过的，这种写作常常让我想起茨威格写的很多人物传记。

• “傻子”老年

1979年，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42岁的年广久在当地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是个文盲，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 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他不知从哪里偷学了一门手艺，炒出来的瓜子竟非常的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满口，慢慢的出了名。这一年，他要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挂出，没想到因为特别竟引来一片叫好声，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12个，这下子捅出一个大搂子了。
年广久生意好，本来就让四周的人眼红，现在他请的雇工居然有了12个，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做出过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于是，”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的流言顿时传遍安徽。这场争论好象没有在当时的公开报纸上出现过，但是，在政府官员中却流传甚广，”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佣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题流转在全国各地，争论，辩护，讨伐，一场带有浓烈的意识型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
很显然，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如今，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12人，其性质几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资本家，说了谁也不信，但用理论一套却还真是的。在鲜活的现实面前，”经典”终于显出它的苍白和尴尬来。如果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应该被清除的话，那么，”家庭副业”怎么能够发展得起来？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傻子”出的这道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年广久绝非孤例。1979年，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雇工数量是否应该限制，到底能不能超过8个，已经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直接衍变成了实际难题。在广东高要县，一个叫陈志雄的农民承包了105亩鱼塘，雇长工1人，临时工400个工日，当年获纯利1万多元，也在当地引起一阵激辨。这场大辩论要一直持续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赚的钱据说也过100万元了，关于 “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是尘埃未定。这时候，邓小平出来讲话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邓小平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他当时便举到了年广久的例子，他说，”不能动年广久，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年广久因邓公一言而名留中国改革史。而在对待民间企业的政策上，这仅仅是第一道撕开的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却决定了中国企业命运的小口子。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还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
在被邓小平点名后，年广久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个只会写五个字（分别是”年广久”和”同乙”）的小贩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在随后的十多年里，每逢政治风云变幻，他的际遇便会随之跌荡摇摆。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3个月实现利润100万元，但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年广久阵脚大乱，公司血本无归。 1989年底，私营经济再成灰色名词，芜湖市突然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立案侦查，罪状是他在与芜湖郊区政府联营期间”贪污、挪用公款”。年广久是一个文盲，看不懂按会计制度制作的规范的账本，于是企业里的财务自是一本糊涂账。他说：我只要知道进腰包多少钱，出腰包多少钱就行了。这个案件一直拖了两年， 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的经济问题不成立，却因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据年广久自己说，在法庭调查中，法官问他：你是否以解决工作为名，奸污过10名女工?他回答：不是10个，是12个。他后来对记者说：你给我凑足大满贯，我不如你凑一打。
1992年，邓小平南巡第三次提及年广久，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在南方一点他的名，一个月后他就会宣布无罪释放。
年广久结婚四次。1987年，50岁的他同一个20出头的年轻女大学生第四次成亲，演出一幕惊世骇俗的情感剧。在当时，他的婚姻成为人们鄙视暴发户的一个公证。年广久有了钱后，很希望邻里乡亲社会公众另眼看他。他想通过仗义疏财换取社会对他的尊重。在儿子上中学时，经班主任介绍，他准备给学校捐一笔奖学金，当学校就此进行讨论时，许多老师提出异议：给优秀学生颁发”傻子”奖学金，这不是往学校脸上抹黑吗?
年广久一直习惯于家庭作坊式的劳作，一直到50多岁，他都打着赤膊亲自上阵，在烧得通红的大铁锅前炒瓜子，，当市场一大，他就忙不过来。瓜子不够卖时，他就到其它作坊收购，装入自己的包装袋，结果因为质量参差不齐而品牌大损。他的长子年金宝这样评价他的著名父亲：他当时之所以出名，是靠新闻炒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找典型，碰巧让他撞上了。他个性天不怕、地不怕，得罪了很多人。作为”傻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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